關于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的研究，近年來在學術界和產業界均引起了廣泛關注，主要集中于物流樞紐的規劃布局、功能定位、建設模式以及其對經濟和產業發展的影響等方面。在規劃布局方面，李宏斌(2021)分析了不同地區的經濟、交通、資源等條件，提出了物流樞紐的優化布局方案，通過構建高效、便捷的物流網絡，實現物流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在功能定位方面，潘會紅(2022)探討了物流樞紐在供應鏈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應具備的倉儲、配送、信息處理等功能，強調了物流樞紐在提升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建設模式方面，劉宏偉(2022)從政府引導、企業主導、公私合營等角度出發，探討了物流樞紐建設的多元化模式，提出通過創新建設模式，吸引更多的社會資本參與物流樞紐建設，推動物流業的快速發展。此外，吳云旋(2022)研究關注了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對經濟和產業發展的影響，揭示了物流樞紐建設在促進區域經濟增長、優化產業結構、提升城市商貿流通效率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通過梳理已有文獻不難看出，部分學者已圍繞國家物流樞紐工程與商貿流通體系進行了一定研究，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支撐。但鮮有文獻將二者聯系起來，并采用定量實證分析法進行探究。基于此，本文將國家物流樞紐工程視為一項準自然實驗，實證分析國際物流樞紐工程建設對城市商貿流通效率的影響效應及作用機制，以期為相關部門制定政策提供有益參考。

理論分析

(一)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對城市商貿流通效率的直接效應

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是指根據國家物流樞紐布局和建設規劃，依托綜合交通運輸樞紐，建設一批輻射區域廣、集聚效應強、服務功能優、運行效率高的綜合性物流樞紐，以優化物流資源配置、提高物流效率。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對城市商貿流通效率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資源的高效配置與利用。國家物流樞紐作為物流體系中的核心節點，其建設能夠吸引和集聚大量運輸工具、倉儲設施、裝卸搬運設備等物流資源及信息技術，提高物流企業資源利用效率，從而避免資源的浪費和重復建設。同時，物流樞紐的統籌規劃和管理，可以實現不同物流企業之間的資源共享和協同作業，進一步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推動城市商貿流通效率的提升。二是交易成本的顯著降低。國家物流樞紐工程的建設能夠有效降低商貿交易中的搜尋成本、信息成本、談判成本以及監督成本。具體來說，物流企業可以通過物流樞紐快速找到合適的交易對象，減少搜尋成本；物流樞紐通過平臺化模式提供信息共享服務，進一步降低信息的不對稱性和獲取成本；規范化的交易流程和監管機制也有助于降低談判成本和監督成本。交易成本降低，有利于商貿活動的繁榮和流通效率的提升。三是市場邊界的擴展與深化。國家物流樞紐的建設能夠顯著提升城市物流的通達性和便利性，使得商品能夠更快速、更廣泛地流通到各個市場。物流服務的改善和提升擴展了市場的邊界，使得原本由于物流成本過高而無法參與市場交易的潛在買賣雙方得以進入市場。同時，物流樞紐的建設也有助于深化市場的分工和專業化程度，推動產業鏈和供應鏈的整合和優化，進一步提升城市商貿流通的規模和效率。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1：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有助于提升城市商貿流通效率。

(二)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對城市商貿流通效率的間接效應

為進一步厘清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與城市商貿流通效率的關系，本文試從產業結構升級這一路徑闡述二者的傳導機制。具體來看，首先，產業結構升級是指在地區經濟體內各產業部門之間比例的變動和相互關系的調整，尤其是主導產業的轉換和高級化過程。通常表現為資源從低效率部門向高效率部門轉移，以及新技術、新業態的涌現和舊有產業的淘汰。這一過程不僅優化了資源配置，還提升了整體經濟效率。其次，物流樞紐的建設往往伴隨著大量基礎設施的投資和先進技術的引入，這不僅直接提升了物流產業的層次和效率，還對相關聯產業如交通運輸、倉儲管理、信息技術服務等產生了顯著的拉動效應，進而促進了城市產業結構的整體升級。再次，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城市商貿流通體系也會相應進行調整和優化。一方面，新興產業的崛起和舊有產業的轉型為商貿流通提供了更廣闊的市場空間和更豐富的商品種類；另一方面，隨著產業結構的持續優化，城市商貿流通體系也逐漸形成了更加完善的市場網絡和競爭格局，進一步推動當地商貿流通效率的提升(蘇娟，2020)。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2：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有助于推動城市產業結構升級。

假設H3：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能夠通過促進產業結構升級進而提升城市商貿流通效率。

實證設計與變量設定

(一)模型設計

本文將“國家物流樞紐建設工程”視為一項準自然實驗，鑒于“國家物流樞紐建設工程”分別于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分批公布，因此采用分期雙重差分模型來評估國家物流樞紐建設對城市商貿流通效率的影響，具體設定公式如下所示：

式(1)中，effit表示研究城市i在t年份的商貿流通效率，DID表示“國家物流樞紐建設工程”政策試點的虛擬變量，X表示相關控制變量集，ηi、λt分別表示個體及時間固定效應，εit表示隨機誤差值。

為進一步探究國家物流樞紐建設對城市商貿流通效率的間接傳導機制，本文基于前文假設2和假設3，構建如下機制效應模型：

式(2)(3)中，Ind表示中介變量即產業結構升級，其他變量與前文保持一致。

(二)變量設定

1.被解釋變量。

商貿流通效率(eff)。現有學術界通常采用DEA方法測度效率問題，因此，本文基于薄利娜(2023)和安玉桃(2023)的研究成果，從投入產出視角測度商貿流通效率指數，具體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2.解釋變量。

本文將“國家物流樞紐建設工程”政策試點名單作為國家物流樞紐建設的代理變量(DID)，當被研究城市在國家物流樞紐建設名單上時，將核心解釋變量DID值在當年及之后賦值為1，反之賦值為0。

3.機制變量。

產業結構升級(Ind)。本文參考張暉(2023)的做法，將第三產業增加值與地區GDP比值作為城市產業結構升級的主要測度依據。

4.控制變量。

本文選取經濟發展(pgdp)、人力資本(hum)、對外開放(open)、財政支持(gov)為控制變量，其中經濟發展采用人均GDP進行衡量；人力資本采用地區平均受教育年限進行衡量；對外開放采用各地區進出口總值與GDP比值進行衡量；財政支持采用一般預算支出占比進行衡量。

(三)數據來源

本研究選擇我國的293個地級市作為研究樣本，時間跨度從2015-2022年，構建一個縱向面板數據模型。根據國家發改委相繼批復的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名單，其中，2019年公布天津港口型國家物流樞紐等23個、2020年公布北京空港型國家物流樞紐等22個、2021年公布石家莊陸港型國家物流樞紐等25個、2022年大同陸港型國家物流樞紐等25個，將這四批次名單中的試點城市作為處理組，其余作為對照組。樣本初始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物流統計年鑒》《中國第三產業統計年鑒》和國泰安數據庫。

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

表2作為模型回歸的結果，其中列(1)表示僅考慮解釋變量的影響，從系數值及顯著性來看，解釋變量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的估計系數為0.163且在1%水平下顯著，初步證明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有利于城市商貿流通效率的提升。進一步，逐步添加經濟發展、人力資本、對外開放、財政支持相關控制變量后，解釋變量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的估計系數有所增加為0.188且仍在1%水平下顯著，說明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能夠顯著促進城市商貿流通效率的提升，即與前文假設H1相符。此外，從控制變量來看，經濟發展、人力資本、對外開放、財政支持水平的提升均對被解釋變量城市商貿流通效率帶來顯著促進作用。

(二)平行趨勢與安慰劑檢驗

1.平行趨勢檢驗。

為保障前文設定的雙重差分模型的有效性，本文對所研究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名單的處理組和控制組進行平行趨勢檢驗，并參考江三良(2023)的方法采用事件研究法構建模型如下：

式(4)中，DID表示虛擬變量，當研究城市i在第m年獲批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名單后取值為1，反之取值為0，其余變量保持一致，檢驗結果如圖1所示。可以看出，在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政策公布之前，θ1的估計系數值不呈現顯著性，說明處理組和對照組的變化趨勢不存在差異，通過了平行趨勢檢驗。此外，當在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政策公布之后，θ1的估計系數值顯著大于0，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對城市商貿流通效率的促進作用呈逐年增強趨勢。

2.安慰劑檢驗。

本文從293個地級市中隨機抽取100個城市作為“偽處理組”，其余城市作為“偽對照組”，在構建出“偽虛擬變量”后重新對模型進行800次的回歸估計，結果表明置換后的政策虛擬變量系數集中于0值附近，并服從正態分布，進一步驗證了前文回歸結果的有效性。

(三)穩健性分析

1.傾向得分匹配檢驗。

為避免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的選擇性偏差，本文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檢驗擬解決這一問題，同時，本文選取經濟發展、人力資本、對外開放、財政支持作為協變量，對處理組和對照組進行一對一近鄰匹配，最終得到傾向性得分并檢驗兩個組是否存在差異，檢驗結果如表3列(1)所示，經過傾向得分匹配后的DID系數為0.124且在1%水平下顯著，說明上述基準回歸結果具有穩健性。

2.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政策滯后一期檢驗。

本文將解釋變量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滯后一期帶入再進行重新估計分析，檢驗結果如表3列(2)所示，經過滯后一期后的DID估計系數為0.107且在5%水平下顯著，說明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仍能夠有效促進城市商貿流通效率的提升。

3.剔除直轄市。

由于直轄市在整個研究城市樣本中具有一定的區位、經濟、政策發展差異，且國家物流樞紐工程選址可能因為直轄市因素導致政策效應存在偏誤性，因此本文將直轄市在樣本中進行剔除后進行重新估計，檢驗結果如表3列(3)所示，DID的影響系數為0.128且在1%水平下顯著，說明對于其他城市而言，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對城市商貿流通效率仍起到促進作用。

(四)影響機制分析

前文基準回歸分析得出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能夠顯著促進城市商貿流通體系的提升，因此本文基于前文中介效應模型，實證分析產業結構升級的傳導機制結果，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表4列(1)中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估計系數為0.004且在1%水平下顯著，說明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可以顯著提升產業結構升級，驗證了前文假設H2的設定。列(2)中在基準回歸中引入產業結構升級后，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政策虛擬變量與產業結構升級的估計系數分別為0.330和0.708且在1%水平下顯著，說明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進而推動了城市商貿流通效率的提升，即驗證了前文假設H3。

對策建議

一是加大國家物流樞紐工程的建設投入與布局優化。相關政府應繼續增加對國家物流樞紐工程建設的資金投入，提供稅收減免、貸款優惠等財政支持措施，鼓勵社會資本積極參與。同時，根據區域經濟發展狀況和商貿流通需求，合理規劃物流樞紐的布局，確保其與商貿中心的協同作用，從而提升整體流通效率。此外，還應在物流樞紐內增設多功能服務平臺，形成一站式服務，以減少商貿流通環節和時間成本。

二是促進產業結構升級與物流樞紐工程的深度融合。相關政府應引導產業結構向高技術、高附加值方向發展，并利用物流樞紐的集聚效應提升產業鏈的整體競爭力。同時，要鼓勵物流業與制造業、商貿業等深度融合，推動供應鏈金融、智能物流等新模式的發展，以提升物流服務的專業化和個性化水平。此外，還應加強區域內產學研合作，推動物流技術創新和人才培養，為產業結構升級提供有力支持。

三是完善政策環境以提升城市商貿流通效率。相關政府應建立健全商貿流通市場準入、價格機制、質量標準等政策體系，并加大對商貿流通領域的市場監管力度，維護市場秩序和消費者權益。此外，相關部門應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提升商貿流通的信息化水平，推動線上線下融合發展，從而從整體層面上促進城市商貿流通效率和服務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