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物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物流運輸所排放的廢氣、廢水等污染物質，對環境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同時大量物流運輸所需的能源消耗和資源浪費進一步加劇了環境壓力。因此，如何在物流業高速發展的同時，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成為了我國物流業發展中的重要課題。與此同時，隨著全球經濟快速發展，政府和社會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度不斷提高，環境法規也越來越嚴格。在這種情況下，物流業需要積極應對環境規制的挑戰，并通過采取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和行動來提高企業的績效。物流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績效包括經濟、環境和社會三個方面，即在實現經濟效益的同時，也要注重環境保護和社會責任的履行。在現有研究當中，絕大多數學者都證實環境規制具有推動企業轉型升級、實現綠色化經營管理、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作用(劉廣亮等，2023)。但是仍然有部分學者提出相反意見，認為企業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利益的最大化，環境規制難以實現經濟和社會效益二者的均衡(李俊成和王文蔚，2022)。同時，現有研究鮮有從綠色技術創新的角度探究環境規制對物流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的影響。綜上，本文擬從綠色技術創新視角，理論分析并實證考察環境規制對物流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的影響，以期為其借助環境規制、綠色技術創新等手段促進自身綠色化發展奠定基礎。

環境規制是政府為保護環境，以法律、行政和經濟手段來控制和管理環境污染、優化資源利用的行為(張帆等，2022)，其目的是保護環境、促進可持續發展和維護公共利益，旨在限制和減少污染、促進資源的合理利用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環境規制不僅包括空氣、水、土壤和噪音等方面的標準和限制，也包括針對特定工業和行業的要求和規定，例如環境影響評估和環境監測等方面的管理措施。環境規制的實施需要政府、企業和公眾的共同參與和合作，以確保環境保護的可持續性和有效性。關于環境規制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研究當中，大部分的學者認為環境規制能夠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產生促進作用(王軍和燕波濤，2019)。波特假說理論指出，恰當的環境規制能夠刺激企業的創新行為，進而幫助企業獲得競爭優勢，提升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近年來，隨著電商行業以及物流技術的進步，物流企業蓬勃發展。而環境規制的實施可以促進物流企業提高環保意識。一方面，實施環境規制可以使物流企業重視節能減排，降低企業的運營成本，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另一方面，環境規制可以引導消費者對環境友好型物流企業的認知和選擇，從而提高企業品牌價值。不僅如此，適當的環境規制可以借助稅收以及相關環境保護政策，促使物流企業采取綠色、低碳的經營方式，因此其可持續發展績效也會相應提升。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H1：環境規制對物流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能夠產生積極影響。

綠色技術創新是指企業在保護環境、節能減排、資源利用等方面，通過技術手段進行的創新和發展，這種技術創新包括但不限于可再生能源技術、環保工程技術、循環經濟技術等，其發展和應用能夠減少碳排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從而實現經濟和環境的雙贏。隨著全球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物流業也在積極探索綠色技術創新，以實現可持續發展(雷曉麗，2022)。在現有研究中，大部分學者認為，環境規制能夠激勵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朱誠義，2023)。一方面，環境規制可以降低企業的能源消耗，帶動企業綠色發展；另一方面，適當的環境規制能夠倒逼企業采取綠色創新行為。就物流企業而言，隨著全球環保意識的不斷提高，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逐步加強對各個企業的環保要求和監管，這就迫使物流企業不斷探索和應用綠色技術，以期減少對環境的影響。例如，國家對車輛排放的限制要求，促使物流企業使用更加環保的運輸方式，如電動車或混合動力車，這使得物流企業在這方面加大了研發和投入；環保政策的出臺促進了物流企業在包裝和儲存方面更加注重環保，使用更加綠色的材料和技術。總之，環境規制可以提高物流企業環保意識，推動物流行業向綠色可持續發展方向轉型。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H2：環境規制對物流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能夠產生積極影響。

隨著全球環保意識的提高，越來越多的物流企業開始采用綠色技術來減輕其對環境造成的不良影響。這些技術不僅可以減少企業的能源消耗，還可以降低企業的成本(席龍勝和趙輝，2022)。因此，本文推論綠色技術創新對物流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績效也能產生一定影響。一方面，物流企業通過綠色技術創新，能夠進一步形成與隱性綠色客戶的連接，開發潛在客戶，并且能夠在市場需求發生變化時及時滿足客戶的綠色需求，保證自身績效維持在較高水平；另一方面，綠色技術創新還可以提高物流企業的效率和競爭力。例如，使用電動貨車、智能物流系統等可以加快物流速度、降低運輸成本、提高物流服務質量。綜上所述，綠色技術創新不僅有助于保護環境、提高企業社會責任感，還可以提高其運營效率、促進自身可持續發展。通過上述分析可知，環境規制的實行可以促進物流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這將對其可持續發展績效產生積極的影響。具體而言，隨著環保意識的提高，政府對環境保護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因而會通過多種環境規制手段提升企業環保意識，在這種情況下，物流企業必須采用更加環保、高效的技術和管理方式來滿足監管要求，即物流企業會進一步加大對綠色技術創新的投入、提高內部管理效率、從而降低運營成本。同時，綠色技術的應用還有助于提高物流企業運營效率、美化物流企業品牌形象、強化物流企業社會責任，進而提高其可持續發展績效。綜上，環境規制的實施，促使物流企業探索和應用綠色技術，進而對其可持續發展水平產生了積極影響。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H3：綠色技術創新在環境規制與物流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之間發揮中介作用。

本文研究樣本為我國A股上市物流企業，樣本期間為2017-2021年，剔除數據缺失較多的上市公司，最終得到42家企業數據，數據通過WIND、CSMAR和CNRDS等數據庫計算獲得。此外，本文所使用的區域數據來源于地級市政府工作報告和《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等。部分企業和省市某些年份存在的少量數據缺失，使用線性插值法進行數據補充，為保證估計結果的準確性，本研究對所有變量取自然對數。

被解釋變量：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EWS)。參照Alexopoulos等(2018)、解學梅和朱琪瑋(2021)的研究，將其劃分為財務績效和環境績效。其中財務績效采用總資產報酬率進行測量，環境績效采用和訊網上市企業社會責任環境得分進行測量，然后利用熵權法綜合計算所得的指數，測度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席龍勝和趙輝，2022)。

解釋變量：環境規制(ER)。對地級市政府工作報告進行整理，提取工作報告中“環境”“減排”“綠色”等有關詞匯，計算綠色環保詞匯在工作報告全文中出現的比例作為地區環境規制強度的測度指標(Chen等，2018；李平和方健，2023)。

中介變量：綠色技術創新(GTI)。參考杜可等(2023)的研究，使用綠色專利申請數占當年所有專利申請數的比值衡量綠色技術創新。

控制變量：第一，科技創新環境(TIE)。對于企業而言，環境是實現創新發展的重要因素，科技創新氛圍越好，該地域的創新意愿則越強，本文將科技支出/財政總支出作為衡量指標。第二，市場競爭程度(MC)。適當的市場競爭可以刺激物流企業采取技術創新行為，反之，不良市場競爭容易引發惡意競爭，本次研究采用赫芬達爾指數取對數的絕對值。第三，對外開放程度(OPEN)。若對外開放程度越高，那么地區及企業對于創新行為的包容度更高、信息共享性越強，從而進一步刺激物流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本文將進出口總額/地區生產總額作為衡量指標。第四，經濟發展程度(EGDP)。社會整體發展水平對于物流企業的創新積極性會產生重要影響，經濟發展程度越高，物流企業主動參與環境治理、推動綠色創新的積極性就越高，本文采用地區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指標。

為驗證假設，本文構建了如下檢驗模型。模型(1)主要驗證環境規制對物流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的影響；模型(2)主要驗證環境規制對物流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模型(3)主要驗證綠色技術創新在環境規制與物流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中間是否發揮中介作用。在下列模型中，ER、GTI、EWS分別表示環境規制、綠色技術創新、物流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TIE、MC、OPEN、EGDP分別表示科技創新環境、市場競爭程度、對外開放程度、經濟發展程度；β、γ、δ為常數項和回歸系數，ε為殘差項。

本研究對上述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以及控制變量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及相關性分析，結果見表1。表1結果顯示，環境規制、綠色技術創新與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之間均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初步證據表明假設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可以進行回歸分析。

本文對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具體假設檢驗過程如下：首先，檢驗環境規制與物流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的關系。M4顯示，環境規制(ER)對物流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EWS)的影響系數為0.847(p<1%)，說明環境規制有利于提升物流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因此假設1通過驗證。其次，檢驗環境規制與綠色技術創新的關系。M2顯示，環境規制(ER)與綠色技術創新(GTI)間的影響系數為0.064(p<5%)，說明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產生了正向激勵作用，假設2通過驗證。最后，檢驗環境規制、綠色技術創新與物流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的關系。首先，M2結果滿足了開展中介效應檢驗的第一個條件；其次，M5結果表明綠色技術創新(GTI)對物流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EWS)的影響系數為0.408(p<1%)，說明綠色技術創新促進了物流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的提升，滿足了開展中介效應的第二個條件；最后，在M6中同時納入環境規制(ER)與綠色技術創新(GTI)，結果表明環境規制仍然對物流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產生積極影響，影響系數為0.793(p<1%)，但對比可知，環境規制的回歸系數由0.847下降到0.793，說明綠色技術創新在環境規制與物流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間發揮部分中介作用，假設3通過驗證。

本研究借鑒徐佳和崔靜波(2020)的研究，以綠色發明專利數量加一取自然對數，衡量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并進行穩健性檢驗。表3結果顯示，環境規制對物流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作用，綠色技術創新在環境規制與物流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之間發揮部分中介作用。此外，采用雙元績效作為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的替代變量以及選取子樣本回歸等方式進一步驗證穩健性，結果均無顯著變化，證明結論具有穩健性。

本文以2017-2021年我國42家A股上市物流公司為例，驗證綠色技術創新在環境規制與物流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之間的作用機制，得出以下結論：環境規制對物流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能產生顯著正向影響。環境規制的實施可以促進物流企業提高環保意識，進而采取綠色、低碳的經營方式，提升可持續發展績效；環境規制對物流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能產生顯著正向影響。環境規制的實施使得物流企業更加重視綠色技術創新，以及加大對相關資源的投入；綠色技術創新在環境規制與物流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中發揮中介作用。在環境規制的各項政策下，物流企業必須采用更加環保、高效的方式來滿足監管要求，即物流企業會進一步加大對綠色技術創新的投入。而綠色技術的應用有助于提高物流企業運營效率、美化物流企業品牌形象，進而提高其可持續發展績效。

一方面，物流產業的發展存在一定的地區差異，政府應當從宏觀角度進行資源傾斜，進一步擴散綠色低碳的發展理念，進而促進各地區物流產業的協調發展。同時，通過低碳轉型補貼、綠色金融支持等方式保護企業，降低創新風險，提升技術創新意愿。另一方面，政府應當組建專業化的環境規制執行隊伍，加大督察，制定相關政策和規章制度，規范物流市場秩序，從而確保環境規制能夠有效實施。

一方面，著重培養綠色創新人才。物流企業應當構建起自身人才團隊，配合地方政府的人才政策，打造綠色創新人才團隊，引領企業的綠色化發展。同時，企業應當加強與高校、科研機構的合作，搭建起人才培養、輸送平臺。另一方面，加強與科研機構和高校的合作，推動技術創新和成果轉化，推動物流管理升級。物流企業應改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提高信息化水平，加快與創新主體的合作，推動成果落實，進而實現物流運作的精細化和高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