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推動生產性服務業融合化發展是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2021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23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要推動生產性服務業融合化發展，提升現代物流業發展水平，推動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現代物流業與會展業均起著聯系生產與分配、流通與消費的重要作用，兩大產業的融合發展既符合產業發展規律，又順應現實經濟發展需要。“會展物流”正是現代會展業與物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而產生的深度融合行業[1]。物流服務商專業度、會展物流環節完成度是決定會展項目成敗的關鍵因素。優質會展物流服務在促進會展業高質量發展的同時，還能提高國際經貿合作及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反之，會展業的發展可通過會展物流與物流會展項目促進城市物流業的結構優化與提質增效。

2 文獻綜述

會展業與物流業作為現代新興生產性服務產業，其相關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梳理有關文獻研究發現，關于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的研究已有一定基礎，但仍需進一步拓展。現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會展業與物流業融合發展關系的界定、會展業耦合度評估研究與物流業耦合測度研究三方面。

2.1 會展業與物流業融合發展關系的相關研究綜述

學者普遍認為，中國會展業與物流業存在深度融合發展的可能性與必要性，即隨著會展業的蓬勃發展，衍生出了新的商業鏈條——會展物流業。會展相關物資產品的空間流動與管理將物流運作體系、參展企業及會展組織者的經濟利益直接聯系起來，形成利益共同體。學者主要聚焦于兩點展開研究：一是從定性分析方法出發，描述會展物流內涵、特征、現狀、困境及提出對策等[2][3][4]；二是從定量分析方法入手，運用計量經濟學模型驗證會展物流的經濟效應，如認為會展物流的運轉既關系到會展活動的成功舉辦，又有利于提高國際經貿合作與區域經濟發展[5]。

2.2 會展業耦合評估的相關研究綜述

會展業作為現代市場體系中最活躍的平臺經濟，呈現出與其他產業深度融合發展的趨勢。將耦合理論與會展研究結合，豐富了會展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屬于會展研究前沿方向。現有學者主要從三方面展開對會展業耦合評估的研究：其一，多數學者以某一城市或地區為研究樣本，以會展業發展特性為研究視角，分析會展業與區域產業集聚或城市經濟發展的耦合關系[6][7][8]；其二，部分學者分析會展業與某一產業的耦合發展情況，如剖析會展業與旅游業、會展業與農業、會展業與交通業等產業的融合發展狀況[9][10][11][12]；其三，少數學者聚焦會展業本身，評估會展產業發展與會展教育的時空耦合協調度及影響因素[13]。

2.3 物流業耦合測度的相關研究綜述

現代物流業貫穿于第一、二、三產業，是將生產與消費相結合的基礎性產業，促進物流業融合發展是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關于物流業耦合測度的實證研究主要有兩個：一是從宏觀經濟學視角出發，評估物流業發展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環境水平等的耦合度，如運用定量模型測度物流與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物流與經濟高質量協調發展的時空演化關系抑或“環境-經濟-物流業”耦合協調的關系等[14][15][16][17][18][19]；二是從產業經濟學視角出發，分析物流業與單一產業的耦合協調度，如分別對物流業與農業、物流業與制造業、物流業與信息業、物流業與旅游業等兩類產業的耦合協調度展開測度[1][20]。

綜上，既有研究成果為本文的開展奠定了理論基礎與邏輯起點，但現有研究成果存在“三多三少”，即多定性描述性分析，少定量驗證性評估研究；多單一地分析會展業或物流業與其他產業的耦合發展情況，少聚焦會展業與物流業兩大產業之間的耦合協調度分析；多耦合協調度測評研究，少深入剖析影響時空耦合度的主要因素。

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是：第一，在研究視角上，本文完全聚焦會展業與物流業兩大生產性服務業間的耦合度量化評價，試圖描畫出城市兩者間耦合發展趨勢圖；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嘗試揭開影響兩者耦合發展的黑匣子，基于主成分分析其影響因素，探討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發展的作用機理。本文旨在為推動中國城市會展業高質量發展、優化會展物流要素合理配置、制定會展物流發展政策提供決策支持。

3 城市物流業與會展業耦合發展測度的研究設計

3.1 指標體系構建與研究方法說明

通過對產業耦合協調度的界定及相關學者對會展業發展水平與物流業發展水平的測度[19][20][21]，構建起中國城市會展業和物流業耦合協調度評價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主要包括會展業發展水平和物流業發展水平兩個維度，共涉及產業效益水平、產業規模水平、物流規模水平、物流投入水平、物流產出水平、物流成長水平等二級指標。

為了確定衡量中國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發展的指標權重，采用熵值法指標賦權。在指數權重的基礎上，利用加權平均法對中國會展業與物流業的綜合發展水平展開測度，其范圍為0～1，綜合發展水平指數越高，表明該系統的整體發展狀況越好。雖然耦合度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國城市會展業和物流業之間互動的狀況，但是在兩者發展水平都較低的情況下，也可能出現耦合度較高的情況。所以，本文為了更合理地研究樣本城市會展業和物流業耦合發展水平，探究兩者是在高水平發展狀態下的相互促進抑或在低水平發展下的相互制約，進一步建立耦合協調度模型，耦合協調度的范圍位于0～1。耦合協調度越接近1，說明會展業和物流業相互促進的水平越高，兩者的協調程度越高；耦合協調度越接近0，說明會展業和物流業在發展過程中相互制約，協調水平越低。T為綜合協調指數，反映的是會展業和物流業的協同效應；α和β為待估參數，且α+β=1。由于會展業和物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同樣重要，所以本文設置為α和β均取0.5。

為更精確地了解中國城市會展業和物流業耦合協調度之間的差異，對耦合協調度劃分為10級評價標準，即具體劃分為極度失調、嚴重失調、中度失調、輕度失調、瀕臨失調、勉強協調、初級協調、中級協調、良好協調、優質協調。

3.2 數據與樣本說明

目前，對會展業耦合協調度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省級面板數據，聚焦城市層面的研究甚少。本文為研究中國城市會展業和物流業耦合協調狀況，按照中國國家統計局劃分東、中、西部城市的標準及中國會展經濟研究會發布的《2011—2019年城市展覽業綜合發展指數》城市排序，選取了新冠疫情發生前展覽業綜合發展指數年均排名前30位的25個東、中、西部城市，開展會展業和物流業協調發展的時空耦合研究。樣本城市如下：

(1)東部城市：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廣州市、青島市、杭州市、佛山市、寧波市、長春市、石家莊市；

(2)中部城市：長沙市、武漢市、鄭州市、合肥市、南昌市、南京市、太原市；

(3)西部城市：成都市、重慶市、西安市、南寧市、昆明市、貴陽市、蘭州市、烏魯木齊市。

3.3 研究假設

基于中國會展業與物流業存在深度融合可行性的相關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呈現出“高耦合-高協調、低耦合-低協調”的同步發展趨勢；

H2：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協調度受長時序影響，總體耦合協調度越來越高，兩大產業的相互促進作用越來越顯著；

H3：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的耦合協調度受區域影響，在東部地區最高，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最低；

H4：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的耦合協調度受人口規模、政府支持、旅游發展水平等因素驅動，且驅動因素的效應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性。

4 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協調度的時空特征分析

從表1可以直觀感受到中國東、中、西部樣本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在2011年、2015年與2019年的耦合協調度及時空耦合協調狀況。將東、中、西部樣本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年度發展水平指數測算出的產業耦合協調度進行線性回歸發現，呈現出耦合協調度增長的整體趨勢、總體波動性較小，但尚未呈現出“高耦合-高協調、低耦合-低協調”的同步發展趨勢。

其中，有21個城市各年度耦合協調度區間位于0.5以下，屬于瀕臨失調以下；有3個城市各年度耦合協調度位于0.5～0.6，屬于勉強協調；僅有上海在會展業和物流業年度耦合協調度上一直保持著較高水平，從2011年開始保持著初級協調狀態到2019年耦合協調度達到0.734，達到了中級協調程度，說明上海會展業和物流業發展在相互促進，兩者耦合協調發展將取得較多的經濟效益。另外，相較2011年，2019年出現了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協調程度跨越式提升的城市分別為深圳、青島、石家莊、南京、太原、重慶、昆明。在耦合協調度上表現相對較差的城市為蘭州、南昌和合肥，在2011—2019年一直保持著中度失調或輕度失調的狀態，且年度耦合協調度波動性較大，表明這三個城市的會展業和物流業耦合協調狀況不夠穩定。總之，由表1可知，假設H1與假設H3不成立、假設H2成立。

5 城市物流業與會展業耦合協調發展的驅動因素分析

我國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協調度的驅動因素可能存在顯著的空間效應特征，如選用傳統計量模型估計可能存在偏差，所以本文基于全時段、全樣本與分地區樣本采用空間面板模型研究驅動我國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協調度演化的影響因素與空間效應。借鑒已有研究[21][22]，本文將高等教育水平(城市高等院校數量)、旅游業發展水平(城市旅游收入)、人口規模(城市常住人口數量)、對外發展水平(城市出口規模)、政府扶持力度(城市地方財政支出)5個方面考慮為影響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協調發展的驅動因素，將經濟發展水平(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科技創新水平(城市R&D投入經費)作為控制變量，構建空間面板模型。通過豪斯曼檢驗，確定采用隨機效應下的空間杜賓模型。

表2展示了空間杜賓模型回歸結果，修正后的擬合優度達到0.884，說明模型的擬合度高。人口規模、政府扶持力度與旅游發展水平均至少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對外發展水平、高等教育水平、科技創新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均不顯著。另外，引入空間自相關性后，人口規模的空間滯后變量顯著為正，說明樣本城市間的人口規模對本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協調度有著正向溢出效應。

為探究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區內各個變量對樣本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協調度的影響差異，本文分別用三大地區內各樣本城市變量數據構建空間面板模型，得到結果如表3所示。

分地區構建的3個空間杜賓模型修正后的擬合優度均高于0.85，說明模型的擬合度較好。就東部地區而言，政府扶持力度、旅游發展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對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協調度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其余解釋變量均不顯著；空間滯后自變量中所有變量均不顯著。就中部地區而言，人口規模、政府扶持力度、科技創新水平、旅游發展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這些因素會共同促進中部地區的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協調發展；高等教育水平、人口規模的空間滯后變量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中部地區，這兩大因素在樣本城市間對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協調度產生正向溢出效應；對外開放水平的空間滯后變量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中部地區，城市間對外開放水平越高，越對本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協調度存在負向抑制作用。就西部地區而言，人口規模、政府支持力度、旅游發展水平對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協調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對外開放水平對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協調度有顯著的負向抑制作用；高等教育水平、人口規模和科技創新水平的空間滯后變量均顯著為正，說明西部地區樣本城市的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協調度受到其他城市高等教育水平、人口規模和科技創新水平的正向影響。總之，假設H4成立。

6 結語

本文構建了中國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協調度評估指標體系與測量模型，分析了新冠疫情發生前2011—2019年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協調度的時空特征，并對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協調度的驅動因素及空間效應展開實證分析，得出以下結論：(1)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協調關系顯著，受長時序影響，呈現出總體上升態勢，但存在年度波動性，同時尚未呈現出“高耦合-高協調、低耦合-低協調”的同步發展趨勢。(2)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協調關系的區域間差異不顯著，即東、中、西部地區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協調度不存在明顯的差異與極化現象。(3)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的時空耦合格局是人口規模、政府支持力度與旅游發展水平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人口規模存在顯著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4)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的耦合協調度的驅動因素存在區域差異性。東部地區內，政府扶持力度、旅游發展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對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協調度有著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中部地區內，人口規模、政府扶持力度、科技創新水平、旅游發展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高等教育水平、人口規模有顯著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對外開放水平有顯著的負向空間溢出效應；西部地區內，人口規模、政府支持力度、旅游發展水平對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協調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對外開放水平對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協調度有顯著的負向抑制作用，高等教育水平、人口規模和科技創新水平具有顯著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

本文的研究結論對我國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高質量發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參考價值。首先，城市政府應高度重視會展業與物流業的產業效益、產業規模、產業投入與產業產出的耦合協調，以數字經濟為引領，實現兩者高耦合-高協調同步發展。其次，東、中、西部地區城市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協調發展路徑各異。東部城市應著重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形成與經濟發展水平相匹配的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協同發展態勢；中部地區城市人才空間溢出效應顯著，政府應著重推進“以點帶面”的物流業與會展業高素質人才引入機制；西部城市存在“吸虹效應”，政府應著重加大數字經濟在會展業與物流業耦合發展中的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