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和數字化轉型的不斷深入，數字經濟已成為推動物流行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然而，盡管我國數字信息技術在物流領域、產業和政策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進展，但不同地區之間物流水平存在較大差異，這也制約了物流行業在我國整體協同發展和產業布局。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建立安全高效共享的數字物流體系，也稱“第五方物流”，指將數字技術融入物流全流程并支持整個供應鏈，形成系統者、優化者、組織者、高效者、協同者、服務者的宏觀物流服務體系。因此，進一步提升我國數字物流發展水平發展成為當下研究熱點。

從現有文獻分析來看，劉英杰（2023）從數字物流與供應鏈管理的角度出發，探討了數字物流在供應鏈管理中的應用，并指出數字物流可以提高供應鏈的整體效率和靈活性。朱戈（2022）介紹了數字物流的發展現狀和趨勢，包括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和服務化四個方面，對未來數字物流的發展進行了展望。葉偉媛（2022）重點研究了數字物流時代的供應鏈協同管理，提出了基于信息技術的供應鏈協同管理模型，并探討了數字物流在供應鏈協同管理中的作用和意義。而從數字物流測度來看，羅瑞和王琴梅（2022）認為我國東部地區數字物流高質量水平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而且各地數字物流發展水平異質性還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王琴梅和周洋（2022）研究發現我國數字物流發展水平區域異質性既與地區自身經濟發展水平和物流基礎設施建設情況相關，也與數字技術應用能力、物流企業普及程度及政策支持程度等因素緊密相關。雖已有學者對數字物流進行了不同層面的研究，但關于數字物流發展水平區域異質性及收斂性探究還鮮有研究。基于此，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數分解法和收斂性模型探究我國數字物流發展水平及區域異質性收斂特征，為相關部門制定物流業高質量發展政策提供理論依據。

測度指標及方法

（一）遴選指標

首先根據學術界關于數字物流的內涵及定義，并結合高質量發展以公平性、持續性和共同性凝練出具有共識的二級層面指標，主要包含創新發展、結構升級、綠色高效、對外拓展及環境共享五個層面。其次，結合相關政策內容在二級層面指標下遴選出21個三級指標。最后，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和易獲取性，最終選取有代表性的指標體系，詳見表1。選取我國30省市區（剔除港澳臺地區、西藏地區）2011-2021年面板數據，取值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信息產業統計年鑒》《中國物流統計年鑒》《中國第三產業統計年鑒》，其中交通運輸業在研科研項目數以交通運輸部每年公布交通運輸行業重點科技項目清單為準。

（二）測度方法

本文基于傳統基尼系數和泰爾指數，采用Dagum基尼系數及其分解法估計我國數字物流發展水平及區域異質性，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式（1）中，i表示研究省域，k表示區域數，n表示整體省份數，h表示區域內省域數，G表示我國數字物流發展水平整體異質性，yij表示區域j中省域i的數字物流發展水平，u表示數字物流發展水平均值，進一步分解區域內系數（Gw）、區域間系數（Gnb）和超密度系數（Gt），即G=Gw+Gnb+Gt，公式如下：

實證分析

（一）我國數字物流發展水平測度結果分析

首先，本文測度我國2011-2021年整體和區域層面結果如圖1所示。從整體層面來看，2011-2021年我國數字物流發展水平整體呈波動增長，從2011年的0.187上升至2021年的0.230，年增長率達0.390%。從各區域層面來看，我國數字物流發展水平呈“自東向西”依次減弱趨勢，其中東部地區數字物流發展水平顯著高于我國整體數字物流發展水平，而中、西部數字物流發展水平低于我國整體數字物流發展水平。

為更清晰地判斷各省域數字物流發展水平異質性，本文進一步細致測度我國各省域數字物流發展水平，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2011-2021年我國各省域數字物流發展水平排名前五的省份分別為廣東省、江蘇省、北京市、浙江省、山東省，其均值分別為0.686、0.540、0.444、0.361、0.304，省域數字物流發展水平較低的省份為甘肅省、新疆自治區、青海省、寧夏自治區、貴州省，其均值分別為0.095、0.091、0.089、0.084、0.080。由此可見，我國省域數字物流高水平多集中于東部地區，西部地區數字物流發展水平整體發展較弱。

（二）數字物流發展水平區域異質性分析

本文繼續通過Dagum基尼系數對我國數字物流發展水平區域內和區域間異質性來源進行分解，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具體來看，2011-2021年我國數字物流發展水平總體基尼系數均值為0.344，其中2012年數字物流發展水平總體基尼系數最大值為0.380,2018年數字物流發展水平總體基尼系數最小為0.301，說明我國數字物流發展水平在2012年整體異質性較大，在2018年整體異質性較小。從區域間異質性分析來看，2011-2021年我國數字物流發展水平區域間異質性均值為0.249，從2011年的0.282下降至2021年的0.237，說明我國數字物流發展水平區域間差距逐步縮小，中、西部地區逐步向東部地區追趕。整體分析發現，在樣本期內我國數字物流發展水平區域內異質性貢獻率、區域間異質性貢獻率及超密度貢獻率均值分別為23.70%、71.80%、4.50%，說明區域間異質性是整體異質性的主要來源。

進一步分析我國數字物流發展水平按區域內和區域間異質性情況，詳見表4，從數字物流發展水平區域內異質性來看，東部、中部及西部地區區域內差值均值分別為0.292、0.138、0.137，從各區域內異質性趨勢變化來看，東部地區數字物流發展水平區域內異質性呈先減后增的趨勢，而中、西部地區數字物流發展水平區域內異質性呈先減后增再減的趨勢。從區域間異質性分析來看，我國數字物流發展水平東部與中部、東部與西部、中部與西部區域間異質性均值分別為0.407、0.489、0.175，可以看出東部與西部地區數字物流發展水平區域間異質性最大，東部與中部區域間異質性次之，中部與西部區域間異質性最小。

（三）數字物流發展水平收斂性分析

本文分別借鑒σ與β收斂模型，進一步探究我國數字物流發展水平區域異質性變化的收斂性，首先通過變異系數測定是否存在σ收斂趨勢，詳見圖2，可以看出從整體層面來看，在2011-2012年和2020-2021年我國數字物流發展水平變異系數有上升趨勢，故說明不存在σ收斂特征，而2012-2019年我國數字物流發展水平變異系數逐年遞減，說明存在σ收斂趨勢，表明樣本期內我國數字物流發展水平差距呈逐步縮小態勢。從區域層面來看，東部地區數字物流發展水平變異系數基本保持在0.60上下，說明東部地區數字物流發展水平異質性相對穩定；中部地區數字物流在2011-2013年和2018-2021年呈發散趨勢，而在2013-2018年期間存在σ收斂趨勢；西部地區在2011-2017年存在σ收斂趨勢。總體來看，我國整體及各地區受到經濟等要素影響，數字物流發展水平收斂趨勢逐步削弱，且不同地區間存在不連續性。

為進一步分析絕對收斂特征，本文采用β收斂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我國及東中、西部地區β收斂系數均顯著為負，說明我國及三大地區數字物流發展水平存在顯著的β收斂趨勢，在不考慮經濟、資源要素下隨著時間遞進，我國及各區域數字物流發展水平將逐步實現同一穩定趨勢。從收斂速度結果來看，中部地區收斂系數影響最大，東部地區收斂系數影響次之，西部地區收斂影響系數最小，推測中部地區數字物流發展水平相較于其他地區先趨于穩定趨勢。

結論與建議

本文研究發現，我國數字物流發展水平整體呈波動增長且呈“自東向西”依次減弱趨勢；在樣本期內我國數字物流發展水平區域內異質性貢獻率、區域間異質性貢獻率及超密度貢獻率均值分別為23.70%、71.80%、4.50%，說明區域間異質性是整體異質性的主要來源。從區域間異質性分析來看，東部與西部區域間數字物流發展水平異質性最大，東部與中部區域間異質性次之，中部與西部區域間異質性最小。從收斂性分析來看，我國及三大地區數字物流發展水平收斂趨勢逐步削弱，且不同地區間存在不連續性，收斂速度結果呈中部地區收斂系數影響最大，東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最小的發展格局。為進一步推動我國數字物流發展水平發展，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是，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相關部門應加大對數字物流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特別是在西部地區加快建設物流園區、完善交通運輸網絡、推廣信息技術應用等投入。同時，還應鼓勵數字物流企業和基礎設施建設企業進行合作，共同打造數字物流服務平臺，提升數字物流服務質量和效率。

二是，鼓勵跨區域合作，相關部門應制定相關政策，鼓勵數字物流企業進行跨區域合作。促進數字物流資源的共享和互聯互通，推動數字物流行業的良性競爭和資源優化配置。此外，相關部門還可以引導數字物流企業參與數字化貿易試點，積極拓展國際市場，提升數字物流行業的國際競爭力。

三是，加強人才培養。相關部門應建立數字物流領域的人才培養機制，引導數字物流企業加強人才培養工作。鼓勵數字物流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合作，共同推進數字物流領域相關科研項目的開展，為優秀人才提供良好的職業發展和晉升空間。